合作？别提什么岁月静好，尤其当涉及不同政治势力时，它更像一场火星四溅的角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国共两党的那场“携手”，与其说是什么浪漫结合，不如看作是一出复杂剧目，里头满是各自盘算的利益、碰得头破血流的理念。

孙中山在1923年底打算重组国民党，想把共产党拉进来一起干。这事儿还没怎么铺开，国民党内部就炸开了锅，反对的声音像水底下的暗流一样涌动起来。上海的国民党负责人，像谢持、张继他们，第一个跳出来不乐意。谢持直接抛出了个要命的论调：“党中不可有党！”这句话，可不就戳到了合作的核心矛盾吗？

为了安抚上海的反对派，孙中山没办法，只好派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这些党内大腕，还带着苏联顾问鲍罗廷，亲自赶去上海做工作，硬是把改组的事儿往前推。但这真的只是水面下的涟漪，大头还在后面呢。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广州的国民党老前辈邓泽如、林直勉他们十一个人，联名给孙中山写了封信，明着就是“弹劾”共产党。他们咬定共产党加入是陈独秀的“阴谋”，想借国民党这个“躯壳”，往里注入共产党那个“灵魂”。

这些老先生们愁啊，觉得共产党那些反帝反军阀的主张，会把国民党拖进国际烂摊子，更可能断了国内实力派能提供的任何一点援助，让他们彻底孤立无援。孙中山对这些担心，只能一个个去批驳，耐着性子解释劝解，想把这裂缝弥合起来，可哪有那么容易？

真正的考验，是1924年1月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会上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这份草案是鲍罗廷主导搞出来的，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就是想改掉国民党过去那种松松垮垮的状态。

可就在讨论这章程时，反对派又逮着机会扑了上来。上海来的代表何世祯和广州来的代表方瑞麟，你一个我一个，提出要在章程里白纸黑字写上：国民党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这话一落地，呼啦啦一片响应的，会场气氛一下子紧绷到了极点。

这个提议，矛头指的谁，大家心里都清楚。可不就是冲着共产党员的跨党身份来的吗？这不是明摆着想把人家踢出去吗？

面对这明晃晃的挑战，共产党这边参会的代表，带头的是李大钊。他们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赶紧凑一块儿商量对策。怎么办？硬顶还是解释？

李大钊最终选择在大会上坦诚布公。他站起来，讲得非常实在，说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全身心投入国民革命这个大事业，绝不是什么披着羊皮借壳行事。他还强调，这事儿光明磊落，事先也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和批准。

他这话讲得情真意切，逻辑也清晰得很。在场的多数代表听进去了，不少人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国民党内部支持合作的廖仲恺、汪精卫等人，也跟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个限制跨党的提案。

当时大会主席是胡汉民，孙中山没到，他心里估计犯怵，怕这限制提案真通过了，回头没法跟孙中山交代。他就临时请了林森替他主持，自己呢，又变回一个普通代表站出来发言，想着先把气氛缓和一下，建议说，与其明文禁止，不如加强党内纪律约束更管用。

这时候，湖南来的代表毛泽东眼明手快，抓住了这个时机。他当场提请大会就方瑞麟那个禁止提案进行表决。结果呢？提案被否决了。这一轮的公开风波算是勉强压了下去，可水面看似平了，水底下的暗涌却一点也没减弱。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也没闲着。1924年2月，他们专门出台了一个《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里面仔仔细细给共产党员们立了规矩，告诉他们在国民党里该怎么做事、该抱什么态度，要求大家尽职尽责，特别提醒别一副高高在上的骄傲模样。

但国民党那个庞大的组织生态，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里头有些人思想混乱，有些人对干革命到底为了啥，目标根本拎不清。更有那种眼睛里只有自己，把干革命当成爬梯子往上爬，攫取个人利益的垫脚石的。

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他们当然很难容忍共产党员那种革命热情和耿直言行。戒备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挑剔也藏在每一个角落。两拨人，看着在一起，心里头却隔着山。

那些从骨子里仇视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比如邓泽如、冯自由这些人，可没因为那次大会的决议就消停下来。他们开始四处串联，煽风点火，不光鼓动海外党员的情绪，还把国内各地的反共力量拉拢到一起。

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禺、谭理鸣、张秋白，上海的谢持、茅祖权、叶楚伦、张继，还有广东的蔡元培、孙科、方瑞麟、吴铁城、蒋翊武、马超俊……一股强大的反共暗流正在汇聚。他们甚至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去跟踪共产党人，偷偷收集那些不利的材料，就等着逮着机会好发难。

孙中山后来把他们叫去，狠狠骂了一顿，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严厉训斥了这些搞小动作的行为。他们当时是老实了点，暂时收敛了一下。可没死心，立刻就转到暗处，回到各地继续他们的破坏活动去了。这可不是几句训斥就能解决的。

就在这当口，鲍罗廷的目光，不得不暂时从广州那些没完没了的党务纠纷上挪开了。1924年3月，他突然接到加拉罕从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让他赶紧北上，去帮着处理那些棘手的、关于中俄两国关系的谈判。

这场谈判非常关键，重要到它的结果甚至可能影响到国民党一大费力达成的那些成果。谈判过程特别磨人，磕磕绊绊的，好几次因为北京那个政府没啥诚意，都快谈崩了。

加拉罕急了，指示鲍罗廷赶紧给孙中山发电报，争取孙中山支持苏俄在那边谈判的立场。谁知道，这封电报竟然在国民党内部又点燃了新的舆论炸弹。

上海的报纸开始放话，质疑苏俄在蒙古撤兵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真有诚意，说这简直就像沙俄帝国主义那一套还在继续。而国民党内部呢，对到底该不该由北京政府去承认苏俄，也吵了起来。

张继那些人，搬出了孙中山以前的话，说在中国老百姓和国民党革命党胜利之前，俄国不该和那个非法的北京政府打交道。他们拿这个当枪使，指责那些支持北京政府承认苏俄的党内同志。

胡汉民夹在中间，真是左右为难。他既要护着支持承认的那些同志，又不想彻底得罪右派。那个复杂劲儿，你站他的位置试试？瞿秋白当时在给鲍罗廷的信里，就仔仔细细地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都跟他汇报了一遍，还忍不住琢磨，孙中山和鲍罗廷之间，是不是是不是有些误解没说开？

总算有件好事。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最终签下来了。这可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算得上平等的条约，而且没有对南方国民党的革命形势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反而，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废约运动。

鲍罗廷在北京的事儿处理完了，就带着夫人一起南下，路过上海时停了下来。当时，他打算调研一下上海的妇女运动情况，本来约好了要见向警予，可向警予正好不在上海，就改由她的助手杨之华来做汇报。

让杨之华万万没想到的是，过来给她做翻译的，竟然是她的老！师！瞿秋白。你看这缘分？在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的汇报顺利完成了。而鲍罗廷夫妇，就这样无意中给瞿秋白和杨之华牵了线，点燃了一段革命情侣之间，后来延续了整整十年的姻缘。这段忙里偷闲的小插曲，算是紧绷历史中的一丝柔和亮色。

六月下旬，鲍罗廷夫妇终于回到了广州。等着他的是什么？堆积如山的文件，还有比文件更让他头疼、更棘手的党内斗争。

他刚回广东没几天，仅仅是6月25日，张继和谢持就来了。他们俩，孙科陪着给他们翻译，手里拿着一大包“材料”，直接闯进了鲍罗廷的公馆，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他们手里那些所谓的“材料”，主要是些共青团二大决议案的内容，里头写了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仍然要接受共青团和中共组织的领导指挥，而且应该跟共产党员行动一致之类的。

邓泽如他们这些人，就拿这些当“铁证”，一口咬定这就是共产党想控制国民党的证明。所以，在他们闯鲍罗廷公馆之前几天，6月18日，邓泽如等人就已经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著名的《弹劾共产党案》。

弹劾案里，他们把共产党说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说什么共产党“包藏祸心”，图谋着要用“纯粹共产主义的列宁式组织方法，指挥本党党员”。这封弹劾信，捅了马蜂窝。

《弹劾共产党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被拿出来讨论时，简直是刀光剑影，引发了异常激烈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张继和谢持他们不肯罢休，这才有了他们硬闯鲍罗廷公馆的那一幕。

鲍罗廷面对他们的指责，态度很严肃。他耐心地解释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希望能说服对方。但显然，他的话没能钻进这两个已经下了结论的人的耳朵里。

接二连三的这些攻击，像黑云一样笼罩着国共合作的前景。鲍罗廷，这个为了促成和维持合作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人，也一度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七月初，他还在给加拉罕的电报里信心满满地表决心，说自己一定有办法抵制住右派的进攻。但没过几天，他却向加拉罕坦承了一个让他感到“灾难性的判断”：他觉得依靠国民党左派来打击右派，根本是件难上加难的事儿，国民党可能因为内部这些没完没了的斗争，在几个月内就会灭亡。他甚至悲观地建议，要不咱们停止对孙中山的援助吧。

远在北京的加拉罕收到这封电报，震惊得不行。他心里太清楚了，一旦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失败了，国共合作关系彻底破裂，这不光会损害鲍罗廷和加拉罕他俩自己的声誉，更会严重影响到苏维埃俄国在中国的威望。

他急忙回信给鲍罗廷，急着问广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同时大力鼓励鲍罗廷，让他振作起来，建议他采取“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一点一点来。他还告诉鲍罗廷，自己正在北京那边做着对孙中山有利的工作，让他安心。

加拉罕这番话，无疑给灰心到谷底的鲍罗廷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让他重新燃起了一点点希望。

但是，国民党右派这些凶猛的攻势，那些没完没了的争斗，它们的根源其实扎得特别深，深植在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同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纲领上。

国民党主要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呢？他们的根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工农大众，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更远大的社会主义未来。

就算在眼前，反帝反军阀这个阶段性目标上，大家可以勉强携手一起干。可在革命到底该由谁来领导、具体用什么方法策略、甚至是这场革命最终要走到哪儿去这些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根本是难以调和的。

共产党强调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些最广大的群众。而国民党呢，他们的倾向是联合那些国内的实力派甚至军阀，而且坚持要由资产阶级来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藏在深处的、根本性的矛盾，注定了国共合作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布满了荆棘。右派掀起的反对浪潮，不过是这些根本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出来的激烈症状罢了。国共之间的纠葛，显然不是开几次会、劝说几番就能轻易理顺化解的。历史的巨轮，就在这些复杂的拉扯和张力中，仍然缓缓地向前碾过。